生活的课堂——民艺与美育的文化融合

民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生存和生活的艺术，它承载着民众生存信仰的精神内涵与审美追求。民艺在生活的课堂中教会人们感知生命、体验生活、学会欣赏美和创造美，这种积极面向生活的美育价值取向恰恰是当代社会美育实践所缺乏的。在城镇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文明转型期探讨民艺与美育，不仅是对民艺美育实践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再发现，也是对民族美育的反观、思考与探索。

马（皮影）

作为活态文化传统的民艺

新世纪初，“活态文化”概念的提出使民艺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民艺不仅是乡村社区的日常文化实践形式，也是村社美育实现的重要途径。

民艺是传统农耕文明中的生存方式，它的传习是传统乡村社区中的美育实践。陕北老一辈的剪花娘子像库淑兰、高凤莲、高金爱等，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家里的女性长辈学习剪花，首先就要熟悉掌握祖辈流传的花样，这些程式化纹样蕴含着深厚的社区文化传统信仰精神及生活伦理价值观。学习剪纸技艺的同时习得蕴含其中的民俗生活文化内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技艺的成熟，她们渐渐脱离范本、遵循着乡村习俗开始创作。步入中老年后，她们又把剪纸文化传给下一代。通过人与人之间日常化的传习实践，民艺在生活课堂中完成了美育实践。

作为我国多元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实践载体，民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民族特征。种类浩繁的民艺是民族美育实践的本土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实践价值。首先，民艺是民族美育的艺术实践方式。它作为传统的造物传统，其工艺性和生活化为民族美育提供了别样的艺术实践途径。其次，民艺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民族美育的核心精神价值所在，是民族精神的艺术化实践象征。民艺的身心实践不仅可以加深个体对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感知和认识，同时也能让他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确立文化身份、树立文化自信。

民艺融合美育的多元化实践

极具本土化精神价值的民艺手工造物传统，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美育体系之外。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民艺在不同层面与美育的融合实践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不但推动了民艺向美育资源转化，同时也拓宽了当代民族美育的实践视野和路径。　　

民艺融入现代学院美育教学体系始于延安鲁艺时期。当时鲁艺的师生们走出学校课堂，深入民间生活。这一美育实践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央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系。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民间美术系，民艺作为学科对象正式进入现代学院的美育体系。新世纪初，中央美术学院立足于原来“民间美术”的学科传统，建立了中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对剪纸这一最具人类普遍性的民艺传统开展跨民族、跨国家的持续调查，以全新的视角来认识和审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把剪纸为代表的民艺传统带入现代学院教育体系，丰富了原本单一、西化的学院美育体系，为高等院校美育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

民艺的传习启蒙始于少儿期，它与少儿美育实践的融合在拓宽少儿美育实践路径的同时，也为民艺的传承带来了希望。“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的探索实践极具代表性和启发性。“蒲公英行动”是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成就未来”工程之一，于2003年在湖南湘西启动。通过开发地域文化和自然资源，挖掘民艺传统、开发新课程资源，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热心于民艺教研的骨干教师。儿童通过对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美术课程的学习，在提升艺术素养的同时也在逐步加深对社区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长期制约着乡村社区的美育建设发展。为实现艺术教育的公平化，教育部于2013年决定开展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在众多实践中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值得深入研究。一个是陕西洋县南街小学的“汉调桄桄”社团活动实践。南街小学采用“传承人+学校教师”联合授课的模式，把汉调桄桄杖头木偶引入课堂教学。另一个是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的校本课程——排瑶刺绣。学校组织力量编写了《排瑶刺绣》教材，在全校开展瑶族刺绣的传习。两所学校作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代表，无疑对乡村美育建设的探索性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面向生活的民族美育

民艺作为传统农耕社会延续下来的手工造物传统，让乡村社区的日常保有艺术化，面向生活的民族美育由此而展开。今天，全球化、城镇化以及现代化建设都在加剧着民族社区民艺传统的消亡。面对文明转型期，民艺造物传统启示我们，民族美育的起点即是日常生活，未来在于少儿美育。

中华民族的先民通过“观物取象”的日常审美实践，创造了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民艺造物传统。民艺成为乡村社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艺术实践，美育与生活的一体化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现代工业化文明和现代学科分类的碎片化，使得生活作为最好的美育课堂似乎已经被遗忘。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命成长的关注，恰恰被当下的艺术教育所忽视。传统乡村社区中的民艺传统饱含着人性的关怀。回归生活、美育日常化，不仅是个体生命成长及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民族美育的立足点。　　

通过对乡村社区老一辈传承人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民艺传习中的“童子功”现象。许多民艺类型的传习实践都是从五六岁开始的，到十五六岁时已基本完成，童年和少年时期成为民艺传习的最佳时期。“童子功”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和关注少儿美育和乡村社区，关注民艺和美育的融合实践。在“蒲公英行动”黔东南地区的基层教师培训中，提出了要立足于地方文化传统，关注民艺的活态传承情况。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民艺与美育的融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如何实现民艺传习的可持续发展，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实践课题。

在文化迅速流变的今天，传统农耕社会延续下来的民艺传统日渐式微。探索民艺与民族美育更加深广的融合，将成为未来民族美育的重要实践方向。让美育回归日常，关乎民族美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