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王献之的“余杭”情怀

2022-04-26 10:51:15 来源:美术报

近日,读到姜青青先生撰写的《“杭”报背后的那封“情书”》一文,得知《杭州日报》报头为集字所得。其中“州”“日”“报”来自王義之,而“杭”来自《淳化阁帖》卷九王献之《余杭帖》。

乞假帖(局部)

王献之《余杭帖》的渊缘 

上海图书馆现藏南宋绍兴十一年国子监刻本《淳化阁帖》中的《余杭帖》留下了这样的历史笔迹:“献之白:思恋,触事弥至。献之既欲过余杭,州将若比还京,必视之。来月十左右,便当发,奉见无复日,比告何喻?愿复尽珍重理。献之白。”王献之文中所谓的“余杭”就是今天的杭州。

说到大书法家王羲之,那是无人不晓的,这位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曾经担任过浙江会稽(今绍兴)内史。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孩子,字子敬,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有“小圣”之美誉。

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南宋绍兴十一年国子监刻本《淳化阁帖》中,王献之的《余杭帖》应该是一件书信,姜青青在《“杭”报背后的那封“情书”》一文中认为,这是一封没写收件人名字的信。《余杭帖》字里行间直白表达了对某人的思念和期盼。人们或许会联想到王献之的婚姻情况:他先娶表姐郗道茂,夫妻恩爱情投意合。后来被新安公主逼婚,休妻再娶。关于王献之、郗道茂的分离以及与新安公主的婚姻,自古颇有争议。有人认为王献之因为郗家没落失势,为门户计才和新安公主成亲。也有人认为王献之是被逼无奈才和公主成亲。王献之为与郗道茂离婚之事遗憾终身。

公元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43岁的王献之病重,家人请道士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士问王献之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王献之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直到人生尽头,王献之心心念念的还是他的原妻。《余杭帖》里的这些文字难道是写给郗道茂的?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猜测。根据王献之丰富的人生经历,还有诸多的其他可能性。事实上,收信人究竟是谁?这个人与王献之又有怎样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后人对《余杭帖》的兴趣,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书法审美的范畴,给予了《余杭帖》“俊美飘逸”的评价。

有趣的是,王献之在他的一生中肯定不止一次写过“余杭”这两个字。如果文献充足,或者说如果王献之的手迹抑或书帖能够大量传世,后人会看到比较多的“余杭”字样。事实上,在《宝晋斋法帖》中收录的王献之书帖中,也留下了他书写的“余杭”两个字。

王献之《乞假帖》的缘由

“宝晋斋”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斋号,除了书法的大名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大收藏家,尤其因为他收藏了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三位晋代名流的书法真迹而令人称羡。公元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米芾得到蔡京所藏谢安《八月五日帖》以后,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晋斋”,并制作了斋匾随其所至而张挂。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米芾取书迹入石,可惜的是原石遭兵火而残毁,后葛祐之据火前善本重新摹刻。公元1254年(南宋宝祐二年)至公元1269(咸淳五年)间,曹之格依据米芾残石以及家藏的晋人名帖汇刻而成《宝晋斋法帖》。之所以采用《宝晋斋法帖》这个帖名,是因为曹之格在摹刻的时候,为了表达纪念米芾之意而将米芾“宝晋斋”匾额制于了卷首。《宝晋斋法帖》以真迹上石者不多,主要是模刻其他法帖,并以曹士冕的《星凤楼帖》为主。

《宝晋斋法帖》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是当前公认的宋拓全本。在《宝晋斋法帖》中,收录了《淳化阁帖》未录入的王献之《乞假帖》,原文是这样的:臣献之言,臣违远坟墓,奄冉五载,罔极之思,实结于中,前去郡已俱陈,闻尔时圣恩垂矜,甚欲申其情事,但以被徵,有大例,故令曲成之仁不遂。臣于朝职不同并急之制。今欲特乞假百日,以泄私口(此字不详),犹复欲与中表少叙分张之怀。又臣姊刘氏在余杭,当暂过省,若不得此,不容回展,伏惟天慈,物通其志,必蒙听许。以私上闻,伏用祗悚,臣言。

《乞假帖》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献之笔下的“余杭”。可见,王献之与余杭真的是很有缘分的,而且,这个缘分的缘头是他的姐姐“刘氏”。

从王献之的《乞假帖》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王献之曾经在吴兴担任太守一职,任职期间,由于政务工作繁忙,他连续五年都没有回会稽祭扫先人墓地了。因此,王献之就辞去太守的职务,想回去看看,顺便和各位中表聊聊离愁别绪。但是就在这时,王献之突然被朝廷任命为中书令,要立即赴任,所以原定的行程只好取消。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田熹晶教授对王献之和《乞假帖》有过比较全面的研究。经考证,王献之于公元381年(太元六年)任吴兴太守,公元385年(太元十年)任中书令,其间正好是五年,时间上与《乞假帖》中所述相合,说明王献之自从担任吴兴太守之后就没有回过会稽。如今当了中书令,和担任太守不一样了,他就想向皇帝请个假,回一趟会稽看看,所以写了这张请假条。王献之的姐姐叫王孟姜,嫁给了刘畅,故称刘氏,住在余杭。回会稽的路上是要经过余杭的,因此在旅行路线上也是合理的。

当时的东晋是由孝武帝司马曜执政,王献之的乞假申请便是写给孝武帝看的,所以字迹十分清晰工整,显得极为恭谨。北宋黄伯思在他的《东观余论》介绍了王献之的《乞假帖》,认为这是王献之“暮年遒美之时”所书,并且是王献之传世作品中的佳作之一,但是却被后来的官帖漏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宝晋斋法帖》收录了《乞假帖》,弥补了历代各种官帖的不足,不但为我们保留了王献之的又一笔书法风采,而且进一步展示了王献之与余杭的情分。直到我们读了《乞假帖》的内容,并将《乞假帖》与《余杭帖》相提并论的时候,那个与书法艺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谜题似乎有了答案,《余杭帖》的收信人或许并不是王献之的原妻郗道茂,而是他在余杭的姐姐刘氏王孟姜。

公元385年(太元十年),王献之在他的“暮年遒美之时”写下了《乞假帖》,他应该获得了孝武帝司马曜的恩准,如愿以偿地在回会稽的途中来到余杭,见到了自己的姐姐。不久之后,王献之与世长辞,那是公元386年(太元十一年)。

顺便说一下,王献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并不亚于王羲之。有趣的是,王献之在父亲草书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的草书为相连之草书,而且往往一笔连贯数字。可惜的是,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王献之的书法风格,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于是一些评论家跟着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使得他没有能够像王羲之那样留下数量较多的书法作品。宋代开始后,统治者将王羲之、王献之平等对待,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王献之的碑版墨迹,只有行草、楷书,其他的书体几乎见不到了,只能从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想像一下那些曾经的风韵。(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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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海峰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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